着眼于未来

常扬新出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，由西安的未来出版社组织写作并正式出版，名叫《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》。这本书选材好，视点高，有很强的思想和情感的冲击力。照我看，如果把书名改为《救助罪犯子女》，副题用《陕西回归研究会儿童村纪实》，也许会更好些。当然，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包装问题，不影响我们对这本书作出总体性的肯定评价。

从选材上来看，这部作品是写救助罪犯子女的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题材领域，面对的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。父母犯罪服刑，留下了无依无靠的未成年子女，这些年幼的孩子们往往备受歧视、虐待和摧残，处境非常凄惨。常扬在作品第一章“孤童悲鸣”里写到的文龙、文英兄妹，王龙、王珍兄妹，还有小黑豆，小万江，小马丹等的遭遇，就都属于这种情况。他们小小的年纪，坠入危难困顿之中，看不到边际，看不到希望。这些境况艰危而又孤立无援的孩子们的存在，成为一个不能不予以关注的社会问题；救助他们，使他们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，享有生存权和受教育权，已经十万火急。至少，在为救助这些孩子们、建立儿童村而奔走呼号的张淑琴，以及支持她的那些老司法们，特别是农民企业家郭建华们看来，就是如此。

《罪犯子女儿童村》的创意出自张淑琴，她也是含辛茹苦，把这一创意变成现实的人，因此，在常扬笔下，她就当然成了这个作品的主人公，也是写得最好、最让人钦佩的人物。创办托养罪犯子女的儿童村，在张淑琴，并非事出偶然。首先她是一位母亲，具有中国女性传统的善良天性，能够推己及人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把母爱推展为一种涵盖面更宽广、更博大的人类之爱，宽广、博大到可以包容危困中的罪犯子女。其次，也与她长期从事的司法新闻工作有关系。她在陕西监狱管理局的《新岸报》作记者，也从事文学创作，了解许多犯人最为牵肠挂肚的，就是他们未成年的子女，牵挂孩子们的生活与成长。而她也很知道这些孩子们在最需要照料，最需要父爱、母爱的年岁所面临的精神的痛苦，还有物质生活的困顿。于是，她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救助罪犯子女、建立儿童村的道路。她得到了赵伯森、田要、方强等一批老司法们的理解和全力支持，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，找到了如郭建华这样的志同道合者，三个儿童村次第建成了。这件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儿童村本身，常扬说得对，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评价，都不为过。

读过这部关于罪犯子女儿童村的纪实，我觉得最为感人，最引人深思、令人感奋的是这个创举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。这种精神，是一种现代意识，它张扬爱心，张扬善举，提倡人道主义，尊重人权，倡导新型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理念。这种精神，体现在创建儿童村的总体构想和每一个实施步骤中，体现在每一位为儿童村工作、献身的人们的身上，也体现在资助这一善举的人们的行动中，这都是毫无疑义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张淑琴是这种精神的最集中，也是最重要的代表者。

在中国，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上的封建文化观念源远流长。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，罪犯子女们被歧视，是天经地义的，谁也不会考虑他们的权益。这种文化观念的核心，曾被有识之士概括为“血统论”。按照这种血统论，在其正面，就是权力、财富、地位的世袭性承传。这种血统论观念的反面，则是罪及无辜的血缘性家族株连。一人得罪，则祸及子孙。

张淑琴从罪犯子女的遭遇中仍然看到了反动血统论的残余。救助他们，建立儿童村，就是向这种陈旧观念的挑战。